《早期教育现代化的选择与失落：一个比较视角》

2007-02-08 17:13:54 作者:丁钢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

    寻觅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总有一种难堪回首的感觉，这不仅在于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苦楚，而且在历史机遇把握上的欲说还休。在仔细梳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因素，我以为，我们总是比较关注在当时中西文化和制度上解释的外在冲突，但在这种冲突背后的思想路程却少有解析。如果我们从宏观历史转向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可能转向一种新的解释。这里，本文以中日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1860年代— 1900年代）—也即中国的洋务运动及维新变法时期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分析时段，主要通过当时大学教育的内在变化、对于西学的态度取向，以及留学教育的实际效果等比较分析，着重探讨我国在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选择和缺失的原由，总结历史的教训与经验，以示今日。

    一

    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既揭开了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也启示了教育现代化的开始。以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向西方学习，通过向外开放寻求变革之路的思想先导。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便是把学习西方新近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乃至设计民用实业技术，成为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西学的取向从西技转向西政，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潮替代了洋务运动，改良主义的思潮又发展为一场寻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关于这段历史，史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往往少有人注意的现象：即这期间，在中日两国最早建立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和东京大学发展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
    自1853（嘉永六）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伯理打开日本国门以来，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也兴起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并从以往的兰学转向包括欧美洋学。起初，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偏重军事技术这点与中国最初的洋务运动具有相似性。然后进入明治维新时期，在整个明治维新时期（1868-1900），尽管军事技术依然受到重视，但同时西方近代科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通过招聘外籍教师、专家以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专心科学技术的引进，都对日本社会及教育发展和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日本幕末推进洋学教育的重镇—开成学校和医学校于1877年（明治十）改组而成东京大学，它具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并一直成为日本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培养技术官僚的基地。这里关注的是，其中的理工部自1877年创立到1886年（明治十九），从一开始由外籍教师为主已经主要由回国留学生和本校毕业生取而代之。
    例如，明治10年，东京大学理学部创立时期的教授是下面一些人：
    学科教师学科教师
    普通物理学维塔尔（法）动物学和生物学莫尔斯（美）
    分析及应用化学阿特金森（英）数学曼乔（法）
    机械工程学史密斯（英）纯数学和应用数学菊池大麓
    数学帕森（英）植物学矢田部良吉
    矿物学和地质学垴曼（德）采矿学和冶金学内特（德）
    物理学和力学贝尔逊（法）冶金学和德语今井严
    普通化学和分析化学琼特（美）物理学、力学和数学泰博斯基（法）
    土木工程学查普林（美）植物学伊藤圭介

    在以上16名教授中，日本人仅占4名。明治19年，改称为理科大学，改组时教授有如下变化：
    学科教师学科教师
    化学戴弗斯（英）天文学寺尾寿
    植物学矢田部良吉地质学小藤文次郎
    数学菊池大麓矿物学和田维四郎
    物理学山川健次郎动物学饭岛魁
    化学樱井锭二古生物学原田丰吉
    动物学箕作佳吉地震学关谷清景
    物理学诺特（英）

    （参见汤浅光朝著，张利华译：《科学文化史年表》，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195-196页）

    从汤浅光朝研究的结果来看，他认为：“外籍教师与日本人教师的比例已颠倒了过来。诺特（物理）于明治24年（1891年）回国，戴弗斯（化学）任职（教师）截止到明治32年（1899年）。明治26年（1893年）理科大学在数学之下设置了17个讲座，讲座主讲人没有增加一名外籍教师，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学术渡过了需要辅导的少年期。也恰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渐渐出现了可以向国际学术界提出的成果。”（汤浅光朝，1984：196）
    中国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期进行，但是中国早期自己的国立大学开设却晚于日本。如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以后、痛定思痛的产物。其初课程仅立《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学生午前学习经史，午后学习科学，如：格致、算术、化学、洋文等。1898 年秋，学生增至二百人，成绩优秀者，另立三个学堂即：史学、地理、政治三堂。原有各学堂改名为立本、求志、敦行、守约。大学堂虽然设立，虽也学习科学，但终究还是以科第而已。所以时人笑称“公办学堂，太偏于理学”。（陈元晖，1993：146）
    按当年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中“设溥通学分教习十人，皆华人。英文分教习十二人，英人华人各六；日本分教习二人，日本人华人各一；俄德法文分教习各一人，或用彼国人，或用华人，随所有而定。专门学十种分教习各一人，皆用欧美洲人”。（陈元晖，1993：132）尽管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对实行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在制度上和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从后来开办的情形来看，不仅当时在教学内容方面相比洋务时期办的学堂无甚突破，而且相比日本同期的东京大学而言，日本已经实现了在理工科方面教师的比例转逆，京师大学堂则在理工方面（专门学十种）几乎全部聘用外籍教师。

    二

    如果要究其原由，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首先，中日早期教育现代化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尽管清末中国的开国和向西方学习甚至早于日本，其中如翻译西书以及介绍西学（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曾经影响过日本，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开国维新和文明启蒙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洋务教育是处在封建传统为主体的文化教育环境中，虽然它也为传统教育注入了近代教育的因素，毕竟成效十分有限。而且，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体制建立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随着民族危机加深而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即使以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来说，也比东京大学整整晚了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有关政治、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形成了日本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包括教育制度的重要过渡。在明治初期，日本的教育制度吸收了法国的学堂区制度，并在教育行政管理上也采用法国制度。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则方面则主要参考和学自于美国。东京大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至于中国的洋务时期，教育制度几无触及，而维新时期的则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其中，京师大学堂便是“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的结果。（丁文江、赵丰田，1993： 126）
    其次，从当时的留学情形来看，在中国，1872年就派出了首批留美幼童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到1881年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撤回了全部留美学生。其中，获得学士学位者仅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60人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其余均为中小学生。郑观应认为，“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日本肄业英、德、美、俄之学生，至今尚络绎不绝”。（璩鑫圭、童富勇，1997：229）至于1875年起派出的三届留欧学生，虽非幼童，但学习的也多为军事技术而已。
    日本从明治元年（1868）开始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但暴露出的问题是，留学前的准备教育不充分等原因，虽然有一部分人从事特殊技术领域的研修，相当多的人还只是接受普通教育。这促使日本政府在1873年调整了留学政策，在1875到1882年间推行贷款留学制度，主要从当时的开成学校和东京大学选拔派遣留学生。由于这些学生在国内已经受完普通教育，出国后在高等院校和专门学校学习专门学问，因而在对西方文化吸收上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和主体意识。 1882年文部省又强化了国家对留学生的支配，制定留学的国别、学校、学科和年限，给以官费，回国服务期为留学年限的两倍。由此之后的留学，目的已不再是接受外国教育，主要是进行各种领域的专门研究工作，藉以达到更高的学术目标。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逐步取代了外国专家、教师的地位，1889年（明治20 年），日本政府解聘了275名外国专家，归国留学生成为了教育和科学研究及技术方面工作的主体。（武安隆， 1993：296-303）
    二、如果说，以上所述还只是历史的事实，但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则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首先对于科学的倡导。福泽谕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及明治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所著的《穷理图解》（明治1年）和《劝学篇》（明治5-9年）等一系列著述对日本早期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日本人正是从他的著述中了解了西方科学的进步，知道了何为学问，并为此而感到震惊。可以说，他的思想对当时日本科学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培育作用。福泽谕吉认为，学问有无形和有形之分，所谓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无形的独立精神。他从天赋人权的西方思想出发，极力宣传自由主义，倡导民权，由此强调独立精神。引申到科学上，他认为，“学者决不可满足于普通的学校教育。学者的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福泽谕吉，群力译，1984：58）他还以为，世界文明不外乎学术、贸易和法律三者。如果这三者不完备，国家就不能独立。（20）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而独立精神即是文明精神，它的作用很强，没有它，国家的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27-28）这些思想在他的好友后来成为日本近代第一任文部大臣（1886年上任）的森有礼那里也有呼应。森有礼1873年从英美留学归来，为学习西方科学，促进思想和学术的自由研究，与福泽谕吉等人成立了“明六社”，成员都为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还是森有礼新式婚礼上的征婚人。（永井道雄， 1984：83-84）森有礼主张，学术的自由和国家的发展二者之间是一致的，他们的思想也得到当时日本社会的回响。如有位学生田中馆爱桔曾写道曰：“有人告诉我，倘若不被世间所重用，还可写些东西留给后世，为此应该学习文学。听了他人的忠告，我从前想学习治理国家之道，但后来我把志愿转到理科方面来了。我写信给父亲，说明了我的看法，‘要扬名和显耀父母，不能局限于从事政治，任何的学问均可达到此目的’”。而他的父亲给他回信说：“今天看了你的来信，你在信中所谈的杨名声显父母之言，我是不相信的。不管怎么说，名是表面的东西，实际的东西在于真才实学。因此，你应学好物理，要深入钻研。如你能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愚父幸甚。”（永井道雄，1984：96）
    对科学的提倡，不仅在于本国的教育，还体现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效果上。如前所述，由于留学目的的调整，归国的留学生也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归国留学生回国后组织了各种专门的科学学会，如地震学会、生物学会、电气学会和矿业会等。至明治三十年代，日本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博物学（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羽毛丰满，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在掌握科学基础上，归国留学生逐渐取代外国学者，成为科学教育的主力军。
    在清末中国，早期魏源《海国图志》曾对日本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他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曾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他自称，《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在涉及民生方面，还只是军事技术对民用技术的引申。（魏源，1976：36-37）可以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仅是当时学习西方的主导思想，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基本态度。这形成了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一个定向错位。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基础研究之上的，当我们关注了技术的发展，同时却忽略了作为技术发展的基础科学。由此，我们就会使技术的发展失去了持续进步的根基，也导致了对于技术进步的科学基础理论进步的支撑。
    中日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也与当时对于本国学问和西方思想的取向相关。在中国，“中体西用”是开放早期以及洋务运动的思想主流。京师大学堂的宗旨便是 “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张之洞《劝学篇》的概括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里的“旧学”即指中国传统的经史政书和纲常名教，“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所谓，“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参见张之洞《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可谓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变革的理论模式。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同样是日本早期现代化的思想支撑，但他的《劝学篇》张扬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民权等思想，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强调了政治中的独立精神，同时也强调了科学的独立精神，进而倡导了科学的自由追求，引起了日本自然科学的勃兴。这不仅导致中日在政治变革中的不同趋向，也形成了中日在科学技术上的不同发展趋向。
    再者，中日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还有所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事例加以了解。森有礼曾在1875年至1879年任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876年1月 24日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拜会李鸿章，两人谈话中也涉及文化和变革问题。如李鸿章问森有礼对于东西文化的看法说，“中西学问何如？”森有礼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鸿章又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也直言：“五分尚没有。”李鸿章有点奇怪： “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一旁，当时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宁解释道：“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森有礼进而说明：“敝国上下俱好，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中国史学会， 2000：299）其中还涉及到日本改变服饰问题，李鸿章认为日本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以为：“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可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基本上受外力压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木村匡，2000：166）
    可以看出，日本在对待本国与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讲究实效，而且敢于“舍旧就新”，尽管也存在表面模仿的现象。而在当时中国不仅像李鸿章这样高层的官僚坚守封建立场，而且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未能为这场变革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那么在早期现代化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滞后于邻国日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总的来说，中日两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选择和发展上存在着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中日两国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以及在兴办教育和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方面，推进自身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两国在推进本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出现了一个时间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导致两国在发展上的不同结果，更在于两国当时在如何对待西方科学和技术、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改造等一系列问题上在思想与态度的不同选择。
    从以上的比较中，也许只是考虑几个侧面，但是这些侧面的进一步分析，依然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早期现代化包括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为何错失发展机遇提供参考。
    另外还须指出地是，日本尽管在早期飞跃中比中国占了先机，但是日本的发展无论如何飞跃，依然是在已经开辟的道路上模仿性前进，而不是开拓处女地，或者说是一种原创性的活动。正如汤浅光朝在评论日本的发展时说：“创造和模仿在外表上看只差一步，但在本质上却差之千里。”（汤浅光朝，1984：196）甚至在二战以后，日本在引进外国技术中，已经逐步占据了世界高技术和尖端技术的众多领域，但在独创能力方面却依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也许也可以看作是日本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缺失。尽管这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失落有所不同，但同样值得中日两国有志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者的深入思索。

    参考文献：

    丁文江、赵丰田编（1993）：《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史学会主编（2000）：《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载《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木村匡（2000）：《森先生传》，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
    永井道雄，王振宇、张葆春译（1984）：《近代化与教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汤浅光朝著，张利华译（1984）：《科学文化史年表》，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陈元晖主编（1993）：《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武安隆（1993）：《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泽谕吉，群力译（1984）：《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
    璩鑫圭、童富勇（1997）：《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魏源（1976）：《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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